走在大路上·细节 1977年的大学招生为何推迟？

　　9月19日晚播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八集《伟大转折》，讲述了1977年我国正式恢复高考的故事。对于很多人而言，那一年的冬天是火热的，关闭10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数百万名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涌进考场。

　　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被废除，各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至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但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

　　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977年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来自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33位专家学者参加。8月4日至8日，邓小平自始至终都亲自主持座谈会。

　　会上，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当时最年轻的会议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发言提纲，激动地说：“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了招生名额。”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在座的老教授和专家们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但在此之前，教育部6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已经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刚刚将方案上报中央。各地正按照会议精神，准备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邓小平问参加座谈会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了？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招生会的）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西尧回答刚送出去。邓小平听后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并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就此到来。

　　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新华书店的一名老员工回忆，当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复习资料刚面世，就引发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

　　由于资源严重短缺，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成了当时教育部的一大难题。最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临时调用原本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恢复高考后的冬夏两季，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同挤“独木桥”。40.1万多名考生最终走进大学校园，录取比例为29∶1。

　　“如果没有77年、78年高考，那我可能会像我表哥一样，在建筑工地搬砖。”1978年，从部队复员仅仅两个月后，刘震云参加了高考，并以河南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

　　同样在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得知消息，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跑到考场。彼时，他正在陕西农村插队，和农民一起下地干了三年，后来被招到咸阳棉纺织厂当搬运工，一干又是七年。后来，张艺谋如愿考上北影，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高考的恢复，不仅是这些“追梦人”个体命运的拐点，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从此，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意识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信念，国家发展汇聚起强大能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郭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