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特权阶层是指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俄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来表示它，翻译成中文，有的用“官员名册”、有的用“在册官员”。
特权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
在现实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却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党的宗旨格格不入，必然造成各种各样的不信任，直至出现信任危机。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等级特权出现了，苏联社会慢慢衍生出一个特权阶层。在苏联，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是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共资源来满足一己私利和个人享受。这样一来，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被一点一滴地消解了，党内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动摇了。
苏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代表性和价值追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党内生活的原则和要求上。特权的存在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可谓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由此引发党内的分化和认同危机。特权的危害在于：
这种制度性的安排使一部分人在党的事业中有了追逐个人名利和享受的可能，从而使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失去约束力。在苏联时期，能够享受特权的是小部分人，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对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种种好处的“在册官员”而言，共产主义道德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生活中已经不可能也没必要遵循了，因为这是制度安排，是理所应当的享受。
政治诚信彻底丧失，党员监督领导的权利形同虚设。例如前苏联时期的林区党委书记多尔加托夫，当区委会全体会议根据党员们的意见和警告，提出了关于他的工作问题时，他傲慢地说：“没有一个沙皇自愿交出过权力，我也不打算服服帖帖地交出权力。”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不仅使各级官员可以合法地享有等级特权，并庇护非法行为，而且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
当一小部分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人处于无权地位时，分化便出现了：诚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道德信仰的沦落，为党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另外一部分人作壁上观，出现政治冷淡主义；当然也有人安于现状，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倒向资本主义；也有人心灰意冷，由失望到绝望，考虑改弦易辙的事，表面强大的苏共，内部已经是离心离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党内出现的党内有党、党中分派、派中分流的局面，与苏共党内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分化密不可分。
特权加深了党与社会的鸿沟，加重了民众对党的信任危机
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是一种红利，只有手中掌握着权力、有政治地位的官员和有社会地位的名流才能享有。因此，特权阶层与社会民众的距离很远，他们不关心群众的疾苦，高高在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苏联人常用“他们”和“我们”来谈论官员和一般大众。社会上关于官员们物质挥霍的闲言和流言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许多是事实，当然也添加了为数更多的臆造和猜测。这一切无疑会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党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加深。
正如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特权和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严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受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映，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
特权破坏了党纪国法，潜规则盛行，使政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规范
有了特权的庇护，党纪国法变得又聋又哑，无所作为。据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回忆，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在特权存在的情况下，正式的规则和规范可以不遵守，潜规则便大行其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区和部门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提拔干部了，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为了能够得到升迁，必须讨好和贿赂领导，于是职位便有了价格。某些地区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
同时，潜规则的盛行也带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贿、找门路、拉关系，寻求那些有权有势人的庇护。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党的威信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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