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私有化使国家财富沦为权贵的盛宴
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丰富，尖端科技发达。改革之初，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只要拥抱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潜力就很可能会超过中国。但自1990年至2003年，俄罗斯GDP年均下降1.8%，而中国同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6%，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至仅为中国的1/4。究其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发展迟缓。腐败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动消失，国家权力的失控让私有化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叶利钦时代，官僚和经济寡头以自由化为名相互勾结，垄断自然资源，贱卖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500家最大的私有化企业按当时市值至少值2000亿美元，而实际却仅以72亿美元出售。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1997年公布的资料，私有化造成的损失高达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或二战时期苏联损失的2.5倍。
2000年普京接棒后，摒弃之前的自由化政策，严厉打击金融寡头的巧取豪夺，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乱象，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老的寡头被打倒，新的寡头迅速出现。2012年，俄罗斯96位亿万富豪的资产总额占全国GDP的20%，其中超过80%的财富来自石油、天然气、建筑业等非制造业，这些产业依赖政府支持便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是公认的“腐败重灾区”。
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些金砖国家崛起的最大优势，而腐败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大劣势。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治理下，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国有经济再次占到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治理措施稳定了经济秩序，但又让权力之手裸露于市场失灵、政治腐败和社会失范之下，使经济发展偏离正常航向。以俄罗斯电力系统为例，2011年接受初步调查的352名国有电力公司高管中，162人与385家商业机构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统一能源集团-联邦电网公司乌拉尔分公司一把手尼基金为承揽本公司业务，以本人或亲属名义成立21家商业公司，每年营业额超过20亿卢布。
俄罗斯企业严重依赖政商关系攫取巨额利润，致使每一名贪官后面都跟着一群“暴发户”。梅德韦杰夫估计，不法官员勾结商人每年侵吞国家资金达3000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全国GDP的15%。据统计，俄罗斯自实行私有化以来，有接近50％的国家财富转入地下，成为政府无法监控、无法征税的“影子经济”。
权力与资本勾结是造成腐败的祸根
俄罗斯腐败的根子在叶利钦时代，源头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权力之手的深度介入，对市场之手造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政治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使得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相互勾结，化公为私。原本立志要走出一条新路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倒在了官僚贪污腐败的泥潭中。苏联解体以后，原本的权贵阶层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中的精英人士。据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统计，俄罗斯联邦政府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75%，地方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82.3%，经济领域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61%。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
叶利钦打着“反苏共特权”旗号起家，政治上实行西方式多党制，但政府与寡头关系过于密切，政治与经济资源被新的权势集团垄断。1998年至2000年，俄罗斯政府接连更换四位总理，其背后都少不了寡头们的参与。有人戏称，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开了家“职业介绍所”，谁想要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谋取一官半职，必须经过别氏之手。
普京执政后，要求寡头不得干政。但由于寡头们盘根错节，力量强大，其势力并未受到完全削弱。目前寡头仍然控制着俄罗斯64家最大规模私营企业财富的85％，12家大型私营企业的年销售额相当于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对于“普梅组合”而言，既要限制经济大亨们的政治野心，又要借助其雄厚资金振兴经济。普京曾经指出，“各个领域的‘家族化’以及官恶勾结，是俄罗斯大多数地区的灾难”。但他同时主张，虽然寡头们通过不正当的私有化手段取得了巨额资产，但现在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那样做可能会破坏大型企业的运营。
寡头集团强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使得俄罗斯政府的反腐败行动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在俄罗斯，经济寡头通过金钱铺路“俘获”政府，政府官员则通过权力攫取金钱和高管职位。2011年，俄罗斯政府的9名副总理在10多个国企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主席，16位部长在10个国企董事会任职，另有205位高级别政府官员在47个大型国企任职。同时，不少俄罗斯官员的子女已经进入政府及大型国企的重要部门。俄罗斯媒体预计，未来10年到15年现任高官的子女将至少占据政府和大企业重要职务的1/3。
监督缺位导致权力异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种权势集团相互联合，监督无从谈起。叶利钦推行政治多元化，“地方诸侯”权力膨胀，联邦法律法规难以在全国推行。据统计，叶利钦时期，地方政府通过的法规中有3500多项不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90%以上的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根本不执行，反腐败工作难以开展。
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稳定了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同时导致政治权力日益集中、政治竞争日益减弱，行政权力占据支配地位。在体制转型期，俄罗斯市场机制发育不良，利益格局变化剧烈。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和重建国家权威，俄罗斯政府实行威权政治，集中政治资源加强经济社会建设。普京预计，从“手动挡治国”（集权）转向“自动挡治国”（分权）需要耗时15年至20年。在此期间，威权政治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于强力高效的官僚政治阶层，内务部、安全机关、检察院、司法机关等强力部门成为政府高官和国企领导的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竞争，官僚集团的腐败在所难免。俄罗斯向来不缺乏法律，但执法机构自身的问题导致反腐败法规难以切实执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柴卡透露，俄罗斯执法机关内部腐败问题严重，在2008年因受贿罪被判刑的1300人中，竟有31%是内务部警察。2011年，梅德韦杰夫痛斥反腐败机构管理不善，认为“34%的腐败刑事案件出自内务部和调查机构，很可悲，也非常危险”。2013年4月，普京在电视直播中承认，每个地方都存在腐败，只是腐败的程度有所不同，“日常腐败”问题“异常严重，而且非常过分，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但其反腐败行动常常被指责是“雷声大、雨点小”，被惩处官员则往往被视为“政治牺牲品”或“运气不佳”。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时，32%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普京首度执政的8年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反腐不力”。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曾积极推出多项反腐败法律，但实际效果却远远达不到预期。他曾对媒体坦承，反腐败工作“要说一事无成太夸张，但就结果而言，只有少许成效”。
腐败成为实现“强国梦”的重大障碍
腐败在俄罗斯已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侵蚀国家财产，损害政府公信力，抑制科技创新，恶化市场环境，成为制约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强国梦”的重大障碍。
拖累经济发展，制约产业结构升级。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俄罗斯在185个经济体中排名112名。普京总统2012年上任伊始，就将吸引投资作为实现经济加速发展的最重要途径，提出2018年前俄罗斯营商环境指数世界排名要提高到第20位。但是，约35%的俄罗斯商人不愿意在国内经商，全国每年的净外流资本高达600亿至800亿美元。
造成阶层对立，危害社会和谐稳定。腐败横行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不公，容易导致经济失调、社会失序与心理失衡，将发展引入“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联邦社会院2006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69%认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严重，84%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2011年的民调进一步显示，俄罗斯人眼中的现代化主要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1%）、严惩腐败（38%）和社会公平（31%），而创新经济、国力强大、民族复兴等则排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形成相互信赖的社会政治氛围，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这将阻碍国家稳定发展和民主制度建设。
影响政治稳定，侵蚀长期执政根基。近年来，俄罗斯体制外反对派高举“民主和反腐”大旗，示威抗议浪潮此起彼伏。2012年以来，以“反腐斗士”自居的纳瓦尔尼连续曝光俄罗斯高层官员的疑似贪腐问题，迫使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主席和联邦委员会个别议员辞职。同时，西方势力借反腐败之名，直接干涉俄罗斯内政。
当前，俄罗斯民众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反腐败已成为俄罗斯政坛的焦点问题之一。2013年3月底的俄罗斯民调显示，被调查者中83%认为腐败状况未改善或有所恶化，68%认为反腐败是政府的主要任务，64%怀疑官方能否消除腐败行为。普京顺应民意反腐败，不仅有助于提高其支持率，削弱反对派势力，而且还可以警告异己分子，保持执政根基稳固。因此，俄罗斯的反腐败之路虽然艰辛曲折，但只要“强国梦”一日不息，就一定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面对愈发强烈的反腐败呼声，俄罗斯领导层以行政改革为突破口，重建权力监督机制；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强化制度执行力；以查处案件为抓手，严惩贪污腐败，夯实执政根基。
改革，改革，还是改革
普京认为，俄罗斯若不改革行政体制，就难以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更不能形成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为此，俄罗斯成立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管理改进委员会，统筹协调行政改革，重点内容是加强政治竞争力，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优化和调整政府机构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
改革政治体制，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在强化中央权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俄罗斯积极稳妥地实施政治体系改革。为落实分权制，地方行政长官不再兼任联邦委员会（上院）议员，以增强立法机关的监督功能。2012年4月，新出台的《政党法》大幅降低参政门槛，组建政党的最低党员人数从4万名降至500名，参加总统选举的政党候选人最低签名数从200万降至10万，独立参选人最低签名人数则从200万降至30万。新法生效后，俄罗斯国内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新政党。同年10月，俄罗斯举行8年来的首次州长直选，州长任期5年，可连任两届。州长贪污或存在利益冲突时，总统有权将其免职。
推进政商分离，大幅削减行政壁垒
普京严厉批评官员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指出“权力必须与金钱分家——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为国家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2011年4月，梅德韦杰夫勒令3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退出17家大型国企的管理岗位。为创造自由公平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大力推行“经济活动去官僚化”政策，严格划清政府部门权限，大规模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和杜绝行政腐败。据统计，2006年，俄罗斯非执法机关对中小企业进行各类检查2000万次，但2010年第一季度骤降至40万次左右。有学者研究表明，2004年俄罗斯企业为克服行政壁垒的平均支出高达营业收入的8.5%，2008年降低到5%，2010年进一步降至3%。2012年，俄罗斯政府要求2015年前多功能政务中心的“统一窗口”服务必须覆盖全国90%的民众，2018年前社会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达到90%。缩减公务员规模，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俄罗斯两次大幅缩减官僚规模。梅德韦杰夫表示，优化公务员规模并不意味着“机械地”裁减人数，而应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在公职人员管理方面，俄罗斯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利益冲突调节机制，并设立各级专门委员会加以管理。2013年1月，关于公务员轮岗制度的法案正式生效，高腐败风险领域的公务员必须轮岗，每次轮岗交流的时间为3至5年。为加强社会监督、畅通民意渠道，俄罗斯于2006年组建联邦社会院。联邦社会院成员共有126人，全部是来自社会团体和非商业组织的权威人士，任命、推荐和选举的各占42人，各级政府官员、法官和议员不得参加，目的是提供开展官民对话的平台，让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在倾听民意的同时，俄罗斯严格防范外国势力通过“代理人”影响俄内政，不允许出现任何企图削弱国家或分裂社会的行为。
让腐败者“伤筋动骨”
在俄罗斯，腐败已经制度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单靠惩处个别腐败官员已经无法扭转腐败急剧蔓延态势。俄罗斯议会上院前主席斯特罗耶夫曾形象地表示，“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每个器官都有问题”。2008年，俄罗斯新的领导层提出“反腐败斗争必须成为一项国家工程”，誓言“要把腐败分子清除出政权机关”，敦促议会仅用一个月时间就通过《反腐败法》。同时，制定《国家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战略》，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顶层设计系统地规划反腐败工作的法律基础、组织基础、预防机制、惩处机制和国际合作制度，这标志着俄罗斯由运动式反腐转入制度性反腐，以综合性和法治化的措施治理腐败。根据新的反腐败战略，俄罗斯大规模出台或修订与反腐败有关的法律，包括《联邦政府法》、《刑法典》、《警察法》、《检察院法》等，国家杜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反腐败立法保障临时委员会。2009年，总检察院和司法部对80多万部法律法规重新进行审议和评估，发现和修补4.8万个可能滋生腐败的漏洞。
为加强组织领导，俄罗斯于2004年成立总理牵头的联邦反腐败委员会，改组并充实总统监察局。总统监察局向全国七大联邦区派驻监察局和审计代表，监察局局长由总统全权副代表或代表助理担任，主要负责查处贪污受贿行为，确保政令畅通。2008年梅德韦杰夫上台后，亲自担任联邦反腐败委员会主席，成立部际反腐败工作组，在联邦和州的人事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利益冲突行为。2010年，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统一协调检察院、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的内设侦查机构。贪污贿赂是贪利性犯罪，俄罗斯不少人不怕坐牢，就担心保不住腐败收益。为达到打蛇打“七寸”的目的，2011年5月，俄罗斯立法规定对行贿者、受贿者和斡旋受贿者处以巨额罚款。根据新的法律，向官员行贿的最高罚金为3倍（适用于行贿者为单位时，且罚金不得低于100万卢布）于贿赂收益或30倍（适用于行贿者为个人时）于贿赂收益；公职人员犯受贿罪的最高罚金为贿赂金额的50倍，或3年监禁外加20倍罚金；非公职人员被判商业贿赂罪时的最高罚金为贿赂金额的50倍（行贿人）或70倍（受贿人）。当前，俄罗斯执法机关和议会正在酝酿出台规定，没收刑满释放人员的腐败犯罪资产，届时腐败官员将不能再以“服刑”来换取犯罪资产的“保全”。
在立法过程中，俄罗斯既循序渐进，又不拖延塞责。总统亲自推动。2009年4月，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带头对外公布家庭财产状况。自此，总统和高级官员申报财产成为惯例。2013年起，俄罗斯进一步要求官员必须申报家庭大额开支，要求主要官员和和国企领导人必须放弃海外银行账户、股票和其他金融票据，违者将被停职或解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称，新规定让财产申报制度真正有了“筋骨”。
为避免申报流于形式，俄罗斯还注重配套制度建设，整合政府部门资料，建立综合性资产数据库，以便掌握官员个人资产状况。同时，逐步禁止大额现金交易。自2014年起，限制60万（约合人民币11万元）卢布以上的现金交易。2015年起，现金交易限额减半至30万卢布。
2012年，俄罗斯共抽查21.1万份财产申报表，发现1.6万起违规行为，322名公务员因此被解职。总体来看，俄罗斯这方面的违规案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执法更趋严厉。2013年2月，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主席彼赫钦因被揭露在美国拥有3套未申报的豪宅被迫离职。3月，上院议员马尔金因被曝光拥有以色列国籍、在加拿大有111套未申报的房产辞职。7月，英超切尔西足球队老板、亿万富豪阿布拉莫维奇辞去俄罗斯楚科奇自治区议会主席职务。8月，通讯与大众传媒部副部长斯维尔德洛夫因家人不愿意放弃海外金融账户不得不辞职。
“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
叶利钦曾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但权贵主导下的全面私有化不仅未能实现“人民资本主义”，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掠夺式贪腐”状态，叶利钦家族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普京就任总统后，多次掀起反腐败旋风，发誓要“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他依靠国家强力部门打击侵吞国家资产的私人财阀和经济寡头，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和“权力经纪人”别列佐夫斯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流亡海外。梅德韦杰夫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出重拳整治腐败。2010年2月，梅德韦杰夫解除16名少将以上警官职务，11月底又解除18名军队高级将领职务。同年9月，“政坛元老”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被解职，卢日科夫被俄媒体指责涉嫌贪污腐败，其夫人巴图林娜垄断莫斯科大半建筑业，累积的个人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是，上述反腐败行动被认为是“只抓小虾，不动大鱼”，国内外反对派甚至指责政府是选择性执法，以反腐之名“定点清除”异己分子或反对力量。据统计，2009年至2012年，俄罗斯法院定罪量刑的腐败官员数量从1万人下降至6000人左右，60%的人获得缓刑。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坚决打击腐败，对执政团队中的腐败官员也毫不手软，这与以前“梅普组合”极力保持执政集团稳定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1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反腐败不会顾及被调查者的身份和职位，俄罗斯没有“不可触碰的人”。2012年11月6日，深得普京信任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被解职，起因是国防部下属公司侵吞国有资产，造成超过67亿卢布的损失，这是俄罗斯20年来第一次以涉嫌腐败为名解除部长职务，国防部三名副部长和国防订购总局局长沃罗比约夫也相继被解职。此后，彼尔姆州前州长帕诺夫、农业部前部长斯克伦尼克、俄罗斯航天署空间系统公司总经理乌尔利奇奇和联邦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斯捷尔秋克均因涉嫌腐败接受调查，有的甚至被判刑。在过去的一年，普京总统继续铁腕治腐，强调反腐败没有禁区，查处腐败案件力度大、范围广、层次高，来自强力部门和执政团队的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得益于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工作，2012年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在3个月内从37%升至50%。
2013年下半年，俄罗斯三分之一的联邦主体将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统俄党决定在
但是，俄罗斯腐败问题盘根错节，反腐要取得成功必须循序渐进，“水滴石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