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印度国内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腐败问题更是愈演愈烈，招致国内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印度历史学家拉玛昌德拉·古哈认为，印度腐败过于严重，若不有效治理难以成长为超级大国。
在印度，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印度社会的一个痼疾，被辛格总理称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
在政治改革深化期，金钱政治、家族统治和罪犯从政现象严重，极大地侵蚀了政治廉洁性
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有大大小小的政党1000多个，选民7.14亿人(其中文盲选民约4.7亿人)。但是，一人一票的全国性直接选举导致选举成本高昂，选举质量难以控制。为竞选成功，政党常常需要接受私人财团的秘密赞助。政党执政后，又利用职权大力回馈赞助者和支持者，制定便于筹募政党经费的政策，导致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更加盛行。2013年5月，印度前首席选举专员库内什抨击选举是印度腐败现象的最大根源，贿选、裙带关系、贿赂议员等政治腐败行为愈发严重，已经渗透到立法机关和政府决策过程中。2005年12月，11名议员因收受贿赂后提出带有偏向性的议案而被迫辞职。在4835名现任联邦和邦议员中，竟然有1448人面临刑事指控，占比近30%。有的议员尽管劣迹斑斑，但依靠家族编织的各种关系网和私人财团的秘密赞助成功当选。据统计，在本届543名人民院（下院）议员中，30岁以下的全都有一定的政治家族背景，40岁以下的有三分之二是政治家族的“世袭议员”，50岁以下的这一比例则为47%。除尼赫鲁·甘地家族统治印度近40年外，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旁遮普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都出现了父子相继担任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的情形。英国《金融时报》称，其他国家的显赫家族背景会给政客们一定的帮助，而在印度则代表着必然的成功。针对种种乱象，印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学习英美国家，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结果在英美催生出违宪审查、三权分立，在印度却产生了一堆“蛀虫”。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审批经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危及经济健康发展
印度经济步入快车道后，权力寻租空间巨大，而公共官员薪资低微，政府监管又乏力，使得腐败在印度成为一种内在有动力、外在少监管、轻易能得逞的行为。2012年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托什·瓦尔什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印度亿万富豪占全球总量的6.9%，财富总值超过全国GDP的20%，绝大部分富豪与美国镀金时代大亨们一样，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都是与各级政府“密切合作”，低价占有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制定于己有利的政策法规和构筑行业垄断地位。官商勾结和监管缺失导致印度灰色经济规模庞大，政府税收流失严重。据印度国家统计局估算，印度灰色经济近5000亿美元，占GDP的40%左右，偷逃的税款高于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印度只出现过1件腐败大案；1991年至2001年，全国发生26件腐败大案；2005年至2008年，被揭露的腐败大案多达150余件。事实上，政客的财富增长速度远非一般人能比。根据个人申报资料，2004年至2009年，157名连选连任的人民院议员平均资产从2000万卢比增长至6000万卢比；2009年至2011年，59名最富有的部长的平均资产从7000万卢比增长至1亿卢比。贾坎德邦前首席部长柯达，29岁步入政坛，从政不足十年，但被印税务部门查明的秘密资产高达10亿美元，在泰国和利比里亚都拥有酒店和煤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莫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过于强调经济成就但机会不均等，那么腐败就会比较严重，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发展。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年经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83个国家中仅位于第132位，在五个金砖国家中排名垫底。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年》，基础设施匮乏、腐败和官僚作风严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在腐败易发高发期，领导层决心不足，反腐败机构资源不足，司法效率低下，导致惩处不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期，以前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势力迅速壮大，印度成为“多首之邦，而非多邦之首”，领导层难以凝聚起遏制腐败的坚定意愿。例如，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拉贾腐败案曝光于2008年，但两年后才被查处，原因是国大党担心触怒拉贾所属的政党，导致执政联盟的分崩离析。在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监督机构，有权提建议，无权惩处腐败官员。2005年至2009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严厉惩处的案件数量为13061件，但最终只有846件被提起刑事起诉，仅占6%。中央调查局隶属于警察系统，容易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扰，而且长期面临人员短缺和经费不足问题。2011年5月，中央调查局编制是6539人，但实际在岗人员仅为5100人，缺编30%左右。实际上，为加速案件审理进度，印度成立了特别法庭，专门审理中央调查局查处的腐败案件。但是，截至2013年1月，全国特别法庭有9927件腐败案件等待审判，其中2245件被搁置10年以上。不少印度专家指出，在家族政治和裙带之风盛行的印度，要破除各种利益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网，没有一个权力相对较大的反腐败机构是不可能真正治理腐败的，因为当惩罚来得既不快又不够有力时，肯定无法阻挡不诚实行为。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人民诉求逐步多元化，腐败容忍度急剧降低，极易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后国内经济增速骤降，政治陷入泥潭，外资望而生畏，印度中产阶级对政府施政能力愈发不满。2010年以来，随着政府高官不断地“前腐后继”，特别是印度审计署揭露出政府低价出售手机运营牌照造成国家损失390亿美元、贱卖煤矿导致国家损失340亿美元，广大民众对腐败从容忍转化为愤怒，从愤怒升级为仇恨，公开表达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强烈不满。2011年是印度的“街头抗议之年”，各种反腐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各股势力在瞬间找到了发泄不满情绪的共鸣点，迅速汇集成一股反对执政当局的强大力量。席卷全印的“绝食至死”成就了甘地式的“反腐斗士”安纳·哈扎雷，但严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埋下了社会动荡的隐患。更为严重的是，最大反对党人民党时不时以反腐为名，要求辛格总理下台，甚至拒绝出席议会，导致议会陷入瘫痪状态，许多提振经济的方案迟迟无法出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等更是因党内成员面临腐败调查，威胁或已经退出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直接动摇了辛格政府的执政基础。
密集酝酿出台法律，建立健全法规制度
制定《公民监察法》，建立空前强大的反腐败机构。2012年底，印度人民院通过的该法草案规定，新成立的反腐败机构拥有调查部门、起诉机构和特别法庭，拥有专门的费用来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干预和制约，提高执法效率。
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助力海外资产追缴。2011年5月，印度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称，印度对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关注点是打击逃税、非法投资和洗钱等问题。
制定《举报人保护法》，提高举报积极性。该法草案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规范举报、调查公职人员腐败或滥用权力和保护举报人的长效机制，解决举报人容易受到打击报复问题。
修订《土地法》和《税法》，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新的《土地法》草案禁止暴力征地和肆意以“公共目的”为名征用土地。新的《税法》草案要求每位公民都报告海外资产并按规定缴纳税款，阻止“黑钱”外流。
制定《公共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该法草案规定，5万卢比以上的政府合同应公开招标，有腐败污点的企业禁止投标，投标企业必须制定廉洁准则，承诺拒绝行贿受贿并配合调查或审计，违规插手采购工作的各类人员最高可被判处5年监禁，并处罚款500万卢比或10%的合同价款。
制定《腐败资产没收法》，提高腐败成本。2013年5月，印度政府内阁提交法律草案，要求没收官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产，腐败官员即使退休也要追诉。
严查腐败案件，加大惩处力度
严查腐败案件。2011年以来，印度政界受到反腐败调查的政客层出不穷，先后有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奥委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纺织部长、旅游部长、法律部长、铁道部长、社会党总书记、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卡纳塔卡邦首席部长等人先后锒铛入狱或被迫下台。
开展专项检查。2012年，铁道部在招投标、免费赠票、客票预订、电子客票、交通折扣等关键领域开展24876项预防性检查，6454人因涉嫌腐败被立案调查，追回资金超过4亿卢比。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2011年3月至7月，印度最高法院连续三次驳回中央邦以“公共目的”为由征收土地的申请，推翻以前完全由政府决定并审查征地用途的做法。2011年底，辛格总理与各个政党协商选举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剔除有犯罪记录的候选人。鉴于民众普遍要求追讨国外赃款，印度税务部门牵头成立部际高层委员会，研究预防、惩处和追讨海外非法资产的对策。
增设特别法庭，加快腐败案件审判进度。印度司法部一方面成立提高法官选任质量的司法特别委员会，另一方面将专司腐败案件审判的特别法庭数量从目前的44个增加到71个。
实施行政体制改革，提高决策透明度
注重顶层设计，研究行政改革总体方案。2005年8月，印度政府时隔39年后再次成立行政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自2010年以来提出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提高行政效能，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削减政府机构，下放行政审批权；预防和打击腐败。具体措施包括：围绕核心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削减部级领导职数；实行分权和放权，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严格限制计划委员会的审批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促进电子政务建设，建立以绩效评估为基础的人事制度体系；制定举报人保护法、利益申报法、行政赔偿法、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没收法，建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提高公共伦理道德水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2012年，印度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台开放、竞争性的自然资源竞标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购政策和公共采购标准，研究废除部长享有的酌情决定权，优先处理涉及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腐败案件。
推广电子政务，提供及时、优质的网上公共服务。2006年5月，印度出台“国家电子政务计划”，目标是让全国民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高效、透明和低成本的政府服务。为此，印度专门建立了电子政务中心，负责领导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政务工作。
截至2012年2月，印度已建立起97159个政府服务网站，提供出生和死亡登记、土地登记、税务办理、机动车注册、护照和签证办理、农业拓展服务等在线服务。目前，信息技术与通信部正在起草《电子服务法》，提出要建立中央电子服务委员会和邦电子服务委员会，整合政府服务网站，建立网上一站式服务系统，并拟最迟8年内实现所有公共服务电子化。
厉行勤俭节约，加强官员作风建设
2008年6月，印度财政部要求中央政府日常开支一律削减10%，政府部门不得在五星级酒店举行任何会议。2009年8月，在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倡导下，上至总理、下至议员，纷纷自减薪水，出行缩减随员，主动选择飞机经济舱或火车。
2011年7月，印度财政部要求一般不赴国外参加学习考察、研讨会、论坛、会议等，公务出国的理由只能是必须参加的官方活动，联合秘书（局级）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不配备专车。2012年10月，“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塔拉·昌德因涉嫌公车私用被邦法院调查。
为提高官员从政道德水平，印度公务员系统推出了“诚信准则”，核心内容是总理首席秘书提出的抵御诱惑，做到“三不”要求：不寻求额外帮助、不支持不合法的决策、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重视民间反腐败力量，提高腐败曝光率
长期以来，广泛的媒体调查报道、独立的审计监督和强大的公共舆论，使印度反腐败斗争保持了不竭的活力。在2011年民间抗议活动后，印度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反腐败工作，将民众、媒体、网络和社团组织的反腐诉求纳入机制化解决轨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交通部主动邀请“我行贿了”网站工作人员提供举报内容和意见建议，并选择典型案例加以查处。
印度是一个世界级的媒体大国，仅报刊就有三万多种，侵占战争遗孀安居房、电信腐败案、非法采矿案等重大案件的曝光和查处，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通过积极引导，中央监察委员会2012年收到的实名举报比上一年翻番。目前，印度民间反腐败组织众多，2011年和2012年的历次大规模反腐败绝食抗议活动背后，都有不少民间反腐败组织的身影。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组织涣散，民间力量直接参与反腐败工作的社会教育作用往往高于现实意义，有时还难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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