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厅级官员坐拥36套房却谎称无房”的新闻受到社会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原主任文民，用3700万元购买了36套房，分布于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但这些房产无一在其名下，均是亲属或朋友代持。文民曾对外称自己没有房产，租房子住。
现实中查处的不少违纪违法党员干部，都有类似的房产代持情况。他们用非法所得购买房产，或者通过受贿获得房产，然后登记在亲友名下，以此来逃避监督。这里就涉及一个民法上的问题：房产由他人代持，究竟谁是房产所有人？
关于不动产的物权归属，《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也就是说，房屋产权归属以登记簿上的名字为准。由此一些党员干部以为，只要把房产登记在亲友名下，他们自己就不是房产所有人，就不用作为个人财产向组织申报，日后这些房产也无法作为认定受贿罪的证据。
事实并非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黄湧解释，当出现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时，法院按照真实权利状态来确认物权。房子的真实权利状态，可以根据出资情况、双方之间的代持协议等来确定，其中代持协议最为重要。如果没有代持协议，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材料比如被告人的供述、行贿人以及代持人的证言等，均可以作为确认房屋真实权利状态的证据。
所以，如果房产是由某党员干部出资，可以证明和代持人之间有书面或口头的代持约定，该党员干部就难逃干系。
在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常见的“代持”还包括股权代持。
一些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非上市公司干股，为了不让组织发现，就让亲友代持股份。比如广西大新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赵冠海就是一个玩代持的“高手”，他与别人合伙开小额信贷公司，让自己老婆出面，以当地某些著名企业家的名义开办。还有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一心想办企业，面对商人送上门的巨额股份，他决定让女儿代持，等办好退休手续后，再转到自己名下。
找别人代持股份，自己真的就可以“置身事外”吗？
这涉及我国《公司法》“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概念。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替党员干部代持股份的亲友，通常是在股东名册及工商档案上登记的“名义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找人代持股份的党员干部虽然不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却可以依据和“名义股东”之间的书面或口头协议成为股权的所有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利益，就是幕后的“隐名股东”。
黄湧表示，可以通过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书面或口头协议，确认谁是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给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和受贿罪的认定提供重要证据。
代持，是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常遇到的一个难点。
文民案的办案人员就介绍，后期文民对于买房投资几乎陷入狂热，身边实在找不到可以代持的人，他就索性交给了一位相识的售楼人员。像连襟、小姨子这些亲属代持房产，查起来还相对容易，像售楼人员这种没什么关联的人，的确很难发现。
大新县赵冠海案的办案人员也反复提到，赵冠海非常擅长用“代持”的手段来隐藏财产，他多年来受贿的土地、房产、干股，都是登记在别人名下，办案人员下了很大功夫才挖出线索，这其中，证人证言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室工作人员曾表示，实际调查中，遇到最难认定的情形，往往是缺少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控制房屋的客观方面证据，或者说其实际控制房屋的客观方面证据证明力不够强，从而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比如收受的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国家工作人员未取得房屋钥匙，因害怕调查也未敢实际居住，只是约定等退休以后再实际居住等。对此类情况查证，就要特别注重从言词证据中深挖细节，相互印证的细节会让认定问题更具说服力，比如房屋代持人证实请托人让其代持房屋的证言，房产销售人员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或其家属到售楼处看房选房的证言，物业管理人员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或其家属进房查看的证言等。由于客观证据不够充分，相关人员的供述或证言就要做到细节一致，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按照《监察法》规定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从而依法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张琰）